采访当天上午，正赶上竺晓凡主任的门诊，最后一位患者离开诊室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跟随她出诊的学生表示，“这样的超长待机服务，早已成为主任门诊的日常。”在她的心里，没有什么比患者的事情更为重要。

“来的病人都是天南海北的，而且好多都是走了好多家了，带着厚厚的病历来，就是不能给他搞清楚也得给他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病这么难诊断”，用竺晓凡自己的话说，每一个病人都非常不易，每次看到家长的焦急和无助，她都忍不住想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这样一份对待患者的耐心和悲悯，源自于同样作为医生的父母以及血研所老一辈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

在刚刚成为医学生的那个寒假，竺晓凡回到乡下公社的家中。一天夜晚，一位老乡咚咚咚地扣响了她家的窗户，想要请她的父亲看诊，吵醒了刚刚进入梦乡的竺晓凡。年少气盛的她一时没控制好情绪，对这位老乡大声嚷嚷了几句，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你自己选择学医，你以后要是这样的一种做医生的行为，那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

如果说父亲的榜样力量，在竺晓凡心中播撒下了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种子，那么入职血研所后，杨天楹、杨崇礼、钱林生、卞寿庚、严文伟等教授潜移默化的教导，就像春雨般滋润着这株刚刚破土的新芽，让她逐渐领悟了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真谛。“我记得是在查房的时候主任跟我们讲，我们所面对的病人群体不是一般的疾病，这些病人要跟我们打交道的时间很长，而且可能也是非常难治的病，所以在我们的职业行为和道德方面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对于竺晓凡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的标准，就是始终保持一颗为患者解决问题的初心，“在门诊或者临床上，你总是会遇到解决不了的新问题，但是我觉得新问题你总归要回答。”有一次，竺晓凡在门诊接诊了一位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的患儿，这种症状在儿童患者里十分罕见，一时之间她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成人患者是可以看到类似的症状的，所以下门诊后我就找出了厚厚的一堆资料”，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八年的时间，但竺晓凡仍清楚地记着那个患儿的情况，“当时正赶上一个节假日，我就利用假期一篇文献一篇文献去看，最终发现有一个报告是有提示作用的，考虑这个孩子是属于骨髓增殖性疾病。”

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竺晓凡立即联系到孩子的母亲，让她送了一个血样来所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验证了我的判断，对症治疗后孩子的病情很快得到缓解，现在都十几岁了，成长得很健康。”竺晓凡自豪地说到。

正是这份对待患者如家人，将心比心的无私付出，让竺晓凡收获了来自患儿和家长的肯定。在病房里，很多患儿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竺妈妈”，出院后也始终与她保持着联系，有的孩子长大后还邀请她见证自己结婚生子的幸福时刻。一位患儿家长主动把孩子在这里的治疗经历写信寄给《同一首歌》栏目组，自此之后，栏目组四次走进血研所开展公益活动，让血液病患儿这个特殊群体得到了更多来自社会的关注。

“还有一位爱心人士，每年都会在儿童节给我们的小朋友捐很多东西”，说到这里，竺晓凡停顿了一下，“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前一个小孩子的妈妈，虽然孩子已经不在了，但是她还会把这份爱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温暖起来，这种超越生死的信任和情谊也让我在从医这条道路上多了一份坚定和从容。”

1998年的十一，是竺晓凡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刚刚34岁的她从门急诊调任至只有十张床的儿科，被任命为儿科副主任，负责科室的全部医疗工作。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的挑战。

“十一过后，我自己就来科室了，这个儿科一张纸都没有，方案是什么？规范是什么？常规是什么？一片空白”，说起当年的窘境，竺晓凡摇了摇头，“我估计大家也没想着能做成吧，就这样被动也好主动也好，两眼一抹黑，走上了艰难的探索之路。”

尽管有着十多年的血液内科临床经验，也曾公派到日本留学攻读了医学博士学位，但在当时的国内儿童血液病领域，没有比“无名之辈”更加适合竺晓凡的称呼了。

“我到儿科大概5年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部分病人就从我们科室离开了，去了南方的某个医院。那边的专家来借病人的骨髓片，很明显就是对我们诊断的一种质疑。”面对同行的质疑和患者的流失，团队内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开始感到焦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主动作为，可能比被动走更好”，逆境中，竺晓凡非但没有乱了阵脚，反而以更加坦然和真诚的心态来面对患者的离开。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过往，竺晓凡坦言那段时间确实过得很艰难。为了在行业内站稳脚跟，她带领团队不断地总结诊疗经验，写出的临床研究论文几乎把全中国所有的儿科杂志都投了个遍。与此同时，在一位患儿家属的鼓励和帮助下，竺晓凡开始准备编纂《小儿血液学》，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出版，系统梳理国内儿童血液学领域的现状并弥补这方面专著的空白。

“为了写好这本书，我给《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编辑部打电话，我说我要买从杂志创刊至今的全部刊物，我要看看我们中国小儿血液学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竺晓凡对历史探究的好奇与执着，深深打动了电话另一头的编辑部老师，“他说是谁还这么有兴趣看看中国小儿血液学的历史呢？所以也没有收钱，就把厚厚一套刊物都给我寄过来了。”

就这样，竺晓凡开始了白天看病晚上写书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当时的写作也蛮辛苦的，近百万字，我敲坏了一台电脑，三伏天在家里头校对稿子”，回想当年的勇气和毅力，竺晓凡自己都有些恍惚，“现在让我想想，干不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干的。”

2005年4月，由竺晓凡主编的《小儿血液学》正式出版，这部凝聚了她两年多心血的书籍一经出版就在国内儿童血液学界引发了很好的反响，不少业内同行都把这部书作为案头的必备工具书。这个曾经的“无名之辈”，终于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成果在国内儿童血液学领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主动邀请我作编委，廖清奎教授写信邀请我参加中华儿科学会小儿血液学分会的学组，非常认可血研所儿科这么多年的工作和成绩。后来再碰到当初南方那家医院的专家时，他主动地过来跟我握手，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看着你怎么做”，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肯定，竺晓凡坦然一笑，“当然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想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儿，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你做好了，他自然会给你一份肯定。”

“为医学事业奋斗终生。”

20岁的竺晓凡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那是她对医生与未来的美好愿景。

如今，回想起青春时的誓言，竺晓凡更多了一份谦逊和淡然，“整个职业生涯，就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不要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我觉得就是为一个职业，努力地，尽全力地付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正是在这段从未停歇的奋斗过程中，在所院历届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竺晓凡带领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不断提升诊疗能力，拓展空间规模，从最初的5个病人10张床发展成3个诊疗中心131张床，成长为中国儿童血液病领域的一面旗帜，在儿童MDS、骨髓衰竭等领域引领着国内同行的发展。

“我们之前不停地在完善自己的诊疗体系，包括开展PICC技术、开设移植仓、创新方案和疗法，还帮助患者在天津范围内解决了放疗和转院难等等问题”，回顾一路走来的工作，竺晓凡如数家珍，“如今我们开始建体系建队列，成为很多全国协作组的牵头单位，不断借助所院的国家级平台优势，解决更多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为患者提供更多人文方面的关怀。”

谈及成就，“我们”这个词语，最常被竺晓凡提及。“我特别感激我们团队每一位的付出，谁要说起来你们儿科谁谁谁怎么样的，那肯定，我的人都特好”，说到这儿，竺晓凡的眼神亮了起来，在她看来，团队中每一位成员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存在。尽管身为这个团队的管理者，但竺晓凡从未把自己当成过一位领导，无论是对待同事还是学生，都以一种平等、真诚、尊重、包容的心态来与大家相处。在办公室的照片墙上，贴满了她与团队成员的合影，每一个人的微笑都是那么的真挚亲和。

“我们和主任一点距离感都没有，她经常与大家一起吃午饭，有时还会让我们给她讲一些网络流行语的含义，心态非常年轻。”

“她会记得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给我们创造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和平台。”

“有一次我情绪不好发了条朋友圈，没想到她还专门约我聊天，有什么困难跟她一说也就过去了。”

“一路走来，主任长久的信任与包容，让我成为了更加自信和美好的自己。”

“她就像妈妈一样温暖着我们，刚入职的时候我没谈恋爱，她就发动全科室的人帮我找对象，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一名母亲，是她见证了我的成长。”一个个同事如是说。

面对女性在职场中可能面临的生育困境，竺晓凡坦言，自己是所院第一个允许学生读博期间生小孩儿的导师。“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觉得人生是一个过程，必须要经历的你就要去经历，而且要在正确的时段去经历，这样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好。”

正如她所说，人生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在被时间推着不断走向新的旅程。还有一年的时间，竺晓凡也即将进入甲子之年，面对卸任中心主任职务越来越近的时间，她表现出了一份从容与豁达。